我对平庸的认识相当晚熟。在很长一段上学的时间里，成功是有规则并可效仿的。我的本质并不善良的心理曾将那种成功学教育内化成不可剔除的骨肉，统一度量衡为成绩排名，无比崇拜而恐惧位高者，但另一些人就便如足下草芥不可往来。我消耗了十几年来控制这种成功学，终于发现了我在各领域都不能成功的事实，而这一观察将二分法转换为本体论，让我对融入社会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
虽然单向成功学有不少人从心底里认同且应用，但我已发现它的可疑，比如一场考试的人数固定，分数各不相同，那么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排名，而第一名总归只有一个。我对它的渴慕使我对语言的观察在这一方面也尤其敏锐。比如，“考好了”的“好”字同时是对一个人总体品质的赞扬，而“差”“失败”就是相反的意思；对比来看，“考砸了”的含义就耐人寻味，它避免了对该人的品质评价（因为“砸”不同于“差”，无法形容品质），从而通过对考试相对客观的描述来摆脱对人的主观归因。当我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某次数学单元测试提前一半时间交卷，漏洞百出地获得79分后向某同学哭诉，他告诉我“考砸了一次而已没关系”的时候，忽然由内索求到深沉的慰藉——因其客观性而摆脱了自己的责任。虽然在放学时我向家长复述“我考砸了”，他们并未完全理解这层含义，但他们也给予了我低于我预期程度的训斥。今年，我看到《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或类似的某平台发布高考相关文章，在含有上述关键词的段落无不体现出我十岁左右的洞见，结尾也统一走向“和解”，读罢我体会到一种极小却讽刺的幽默感。
我经历了很多关于成功的宣传。在初中我们要“捍卫荣誉，再创辉煌”以延续该校在某省某市某区微不足道的“连续十一年平均分第一”称号，那一年我们未辱使命，也尚未料到未来之辱大有可为（次第滑落至某区第十名）。更普遍也吊诡的是宣传某对象“高考必胜”。在如之前所讲的排名体系下，某对象的“必胜”等同于其他对象的相对“必败”，其用心可谓险恶，但就我的观察来看，几乎没有人把它的等价形式拿出来宣传，实属一种遗憾的粉饰。在这种环境下，我不惮于公开我全国最小值的身份证前六位，但对高考名额的讨论也会有所顾虑（而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二律背反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对语言的确认方法在于对基本原理的确认和再思考，譬如事实上的“必胜”与“必败”相依而生，却常被藏在经验之下。遵循单向成功学原理和数学原理，我们不难得到一个原理信徒的悲哀：一个人在任何领域的成功率都几乎是零，而这是我不曾长考，并且意识到得太晚了的。从小到大，我的比较对象从目力所及的全班到全年级再到全市的竞赛生，名单越长，我的经验越宽阔，我就变得越渺小，一些阶段的成功会像赌徒输光模型的对手一样被最后一次几乎必然的失败所毁灭。在去某次数学比赛的旅途中，我在火车上望向窗外忽然感想：近处的事物转瞬即逝，远方风景却可以长久看到。我一直记住了这句话，并由此想到若干譬喻。高山长河景行行止，对沦为草芥之必然性的反抗就是对成功学的新定义，对远近各物敬重。我还是希望回到小学，告诉那个在回答“这篇文章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的语文阅读理解题的少年，你的井底之上有一个陌生世界会把你构思的所有道理撕碎；并且对连学生干部选举和荣誉证书都要鼓弄于掌心，一手打造了我最初的痛苦和我最初的失败的那几个老师说，就连涉世未深的勇敢少年如我在平庸程度上也和您们别无二致，这是您们负面的一生当中灿烂的成就之一。
如今我比从前的任何时刻都更加清醒地认知我的过去，我见到了美国的天地人物，不断重新定位和接受新的虚无。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在自认为有人文关怀的人的视角中不让自己繁忙就会发现生命无意义的庸民，而是因为在和这些人对视的过程中我看到我们所有经验的脆弱。对经验的怀疑剥离了柏拉图之洞后，人应寄身于何物，是困难的天问。在我的本科期间，室友在书柜上摆了一本《答案之书》。我在四年里一直不知道它的内容，而它的存在让我对答案之存在有了某种确认。直到临毕业的那一天，他把书都放到桌子上，趁他离开的时间我翻开这本书，却并不意外地发现这是如八字命盘般的唯物主义智力检测工具。原来我们只是活在这层商业包装书皮里的蠕虫。想到这里我开心地笑了，因为不会再有人予我回应，只有巨大的空洞的回声环绕在我们周围。
2025.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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