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之前，在我的想象力尚存之时，我完成了本科阶段的一场数学考试，并没有具体缘由地开始思考数学符号的建立，思考它如何贴近人类的自然语言，给我们提供了多少抽象概念的便利，在数学系统之上又有多少我们难以用人类语言去攀登的概念和事实。我怀疑，人类的语言是否构造又限制了我们的思考。某位同学随后告诉我，这是 Chomsky 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本体论。自此这一陈词滥调我心中已发酵很久，我则愈发悲观地认为人类和语言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等价关系，在可见的限制内困兽犹斗。
限制在逻辑上当然也是客观的。在逻辑系统之树上我们发现了累累硕果并探寻到枝叶发展的方向，但是我们甚至并不知道一些易于定义和理解的问题是否处在无法探寻的最远处。 Hilbert 在20世纪初就提出这个数学计划，希望证明形式化数学系统的完备性，即数学里的真命题可被证明，随后Gödel提出不完备定理则将这一命题证伪，通俗地说，它告诉我们在一个足够复杂的系统中有无数不可知的问题脱离树干存在，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不可知的另一个延伸问题是我们能否知道一个问题的不可知性，这同样可能是个不可知的问题，如此往复以至无穷。许多次，我想借用此概念来比喻一个问题：很多人对自己无知的无知远大于一般的无知；如果更贯口地来说，应该是：很多人面对一个具体问题对自己无知的无知以及迭代下去的对作为公共知识（注：数学概念）的对无知的无知的无知对于相对有知者来说是比对于具体问题的无知更为严重的无知；但毕竟很多人对 Gödel 也一无所知，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何其难。
如标题所述，本文的目的是讨论复杂系统与认识的终结并寓教于乐。以上论述的基于公理的数学逻辑系统虽然非典型的复杂系统，但作为一个对于纲领的元议论有较高的提喻和思考价值。本文将沿用应用科学的实践路线，从具体事例出发探索性讨论，并以统计原理作为核心指导。本文在这一层面的科学程度已超越大部分《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的议论文章。本文以《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举例的原因是，在很多年前（并非在文科无用论大行其道的最近）类似媒体发布的某篇文章的观点为：许多数学物理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几百年之后才得到现实应用，因此文科无用是目光短浅的，它可能在一百年后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将首先说明现代文科主体的非科学性并对“一百年后有用”的这一观点进行反驳。
在缺乏严格逻辑规则的存在于现实的复杂系统如人类社会并非是逻辑上良定义的，但我们仍可借此说明一些作为复杂系统的现实系统的性质。两种对于复杂系统的朴素观点分别是还原论和整体论，前者为通过还原系统的（可变定义的，如社会中的人或家庭）“最小”的组成部分来研究系统行为，后者反对还原论，主张通过系统的整体性质来研究系统行为，可见二者都不是完全可取的。后者的问题相对直观：一个复杂系统的行为受到各组成部分的影响，难以通过一种性质来精确描述。而前者的问题主要在研究难度上，因为客观上系统行为是被最小单元完全确定的，但在此我们首先难以界定最小单元，其次并不能完全掌握最小单元的运行规则，最小单元在系统层面会出现难以微观描述的“涌现”性质，如水分子构成的雪花结构。感兴趣或无聊或不相信但有一定智慧的读者可阅读 Phillip Anderson 的 More is Different 了解更多相关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意义。总之，我们的认知边界与 Gödel 的不可知边界类似，限制了我们对系统的把握能力，而还原论和整体论分别确认了两种方法论的边界。
现代科学的研究目标基本是探索介于还原论和整体论之间的系统规律，如存在论文 Olfactory Ethics: The Politics of Smell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Prose （以下简称《嗅觉》）研究“嗅觉在文学中如何体现社会权力结构的构建与颠覆”。根据以上论述，读者能够推断出两个事实：第一，粗略估计已有百年发展历史的现代科学对于不同系统已有丰富研究并发现了众多系统规律；第二，未被发现的系统规律一般更为复杂和细微，或是随系统的整体变化而新出现的。另一个基本的统计原理是：对于有限样本我们可以提出大量假设并保证大概率存在某假设通过单假设检验 ( Bonferroni 原理)，这是对定量科学的质疑和造假手段，也是学界常识之一，如生物领域的实验择优展示。我们知道，减少“虚假发现”的策略是增大样本量或简化假设，包括构造更简单的假设或减少假设尝试的数量。不幸的是对于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前者是固定的（如受关注的现当代散文数量），而后者在庞大的学术研究者基数和研究需求下已不可控。同时在社会剧变即数据生成过程变动的当下，对于过去的如《嗅觉》（甚至关于缺乏定量研究的文学)的研究是否还有指导意义，我们是否在理论高阁和研究幻想中虚构了太多的人类的“高尚”品质，以至于我们相信是更复杂的“符号”和“角色”在真正“操演”社会系统？我的主要反驳是，文学等艺术形式将作为艺术这一更庞大命题的子类发展而不是在学术体系内发展，而包括非艺术学科在内的在学术体系的社会科学必然凋零，“一百年后”的社会结构将使大量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成为伪科学。本文在此不继续讨论超出复杂系统之外的艺术相关命题。
对于类似研究，近日我校的入学读物有一本较为清晰的著作即 Michael Gordin 的 Pseudo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可以象征性地概括。用不可靠的伪科学指引社会系统运行带来的结果是不可预料或有害的。在海外的生活经历，让我极度确认了有大量的处在经济结构上层，活在伪科学环境又被保护在学术象牙塔里，甚至可能因为标志性发言而有社会影响力的如戴锦华的研究者们的存在；他们对自身所处的经济结构的成因，或者是现代社会系统的依靠资本和科技的本质上的运作机制一无所知，却低头垂怜起他们不曾体会的另一层的人们或社会的所有人。这并不包括全部的领域学者，但对于这些伪研究者，我尤其想质问，你们是否对自己对科学的无知也无知，或忽视了自己的无知或对无知的无知，你们的孤立的话语是否经得起科学检验，你们是否看见了真正的社会系统和真正的需要？
在社会科学大类的核心问题以外，我们当下的认识困境是更一般化的以逻辑系统为基础的研究的困境，这是与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困境相似的困境，其本质都是现有实践已不足以指导理论发展。本文已经在开篇指出逻辑系统的复杂性和不可知性，有学术研究经历的读者更可以体会到现代科学发展的艰难程度和碎片化，人们很难再去找到某一领域的建设性统一理论。而对比科学研究的难度变化，另一显著变化是现代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投入都远超过去水平。我记得与之相关的在过去十分流行的两种说法，第一是“世界上只有十二个半（另说三个）的人能够理解相对论”，第二是“ Thomas Young 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通才”。这样的言语能够在普罗大众中传播又随着时间推移销声匿迹的原因，除了过去群众的认知水平较低之外，还很有可能是科学的普遍性和新近研究的相对无用性削弱了科学的偶像崇拜，使人们能够正视甚至贬抑科学细分渐进式的发展。我们不再拥有第二个 Thomas Young ，大一统的理论已经几乎穷尽了。在人工智能学科出现在大众视野前的漫长发展岁月中，从 Turing 之问开始，理论在大部分时间中指导着实践，直至近年的 scaling law 和工程化将其应用性推向新的高度。如今我们要抱着怎样的希望去等待某种方法在现有理论之上建立更宏大且更实际的理论以引导出更高的智慧？
本文无意继续讨论人工智能与相关问题，但读者可以清醒意识到它对认识论的冲击和技术加速主义对它的信仰所在。我们踏入了人类最后的不可知的认知领域。现代社会认知的终结会是我们不可认知的智能的开始和人类认知的终结。未来的边界犹未可知，但我们的认知在最后能触及到的只是对于无知的公共知识。此亦作为本文终结。
2025.11.24
2025.12.11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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